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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志彪、仝文涛:新发展格局下重振东北工业价值链的战略思考
发布日期: 2022-02-19 14:13:39  作者: 管理员  点击: 712

刘志彪、仝文涛:新发展格局下重振东北工业价值链的战略思考

刘志彪,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理事长、院长;仝文涛,南京大学博士。

在过去的发展格局下,东北工业不仅在国内价值链(NVC)中表现出脱钩趋势,而且与全球价值链(GVC)的融入度不够。因此东北工业不仅享受不到中国经济全球化的红利,而且也拖了中国经济持续成长的后腿。过去东北振兴战略,缺少系统性的重构价值链的战略思维,传统型的手段和措施不足以全面解决东北经济问题。在新发展格局下,需要跳出东北问题本身、从经济循环的角度站在国家和全球高度上研究和解决东北工业发展问题。

01

东北工业被NVC、GVC边缘化的事实

在大国经济的循环中,嵌入发展动力强大的经济板块,不断强化其与增长引擎之间的联系,是一个区域经济板块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条件。然而,大约从上世纪90年代左右开始,东北工业以国内经济和国际经济之间的产业联系就开始不断地弱化。

第一,东北工业脱钩NVC的最明显趋势,是其参与NVC的程度不断降低。1987年,东北工业NVC参与度为0.44,在国内区域间处于较高水平,随后一路降至2012年的0.19,之后一直保持在较低的参与度水平上。对东北区际贸易的分解可以发现,2015年东北工业贸易流出中,包含的国内其他地区增加值份额为0.104,远低于东部沿海地区的0.174,并呈现逐年降低趋势。在中国融入全球经济循环后,东北与国内其他区域的工业互动程度不断弱化。分解东北工业产值,发现东北与国内其他地区在工业生产中呈现出强烈的“溢出不对称”“高感受力低影响力”的特征:1987年东北工业的感应度指数为0.17,2015年为0.25;反观东部地区,相应年份从0.12降至0.11。影响力指数则相反,东北从0.07降至0.05,而东部从0.35升至0.37。这表明,东北经济容易受到别的地区的影响,但是它无力去影响其他地区的工业。这其实反映了其严重衰退状态和在NVC上的劣势地位。

第二,东北工业被GVC边缘化的趋势,是对GVC的融入度低。从进出口看,1993年东北进出口总额占全国比重为7.3%,随后一路走低,2020年仅为2.9%。此时,长三角地区的该比重已超过全国的1/3。2007年东北工业对GVC的参与度为0.187,一路降至2015年的0.145。而东部地区,2007年的GVC参与度为0.271,2015年上升至0.287。此外,1987-2015年,东北工业的区际贸易和产值中所包含的国外增加值,均显著低于东部沿海。这些均表明东北工业在GVC中的低融入度特征。

02

东北工业被价值链边缘化的原因与后果

计划经济年代,我国沿海与内地、南北地区之间在工业联系上有自己的内在均衡机制,如沿海轻工业生产所需要的原材料、机器设备从东北、内地取得,沿海再把轻工业产品调往东北和内地。

1992年以后,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战略要求沿海地区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自此,沿海地区从海外进口机器设备甚至原材料,并为海外市场加工出口产品。这种“两种资源、两个市场、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外向型经济发展,结果是撕裂了计划经济体系下我国地区板块之间的内在联系,就相当于沿海地区把东北工业体系搁在了一边,自己跟世界市场去玩游戏了。

我国的经济转轨进程,根据国家战略考虑和各区域板块的条件,采取了地区间不平衡开放的策略。东北因是我国重要国有企业密集分布地区以及缺少出海口,缺少紧邻港澳等吸引外资的具体条件,如缺少侨胞支持,也无先发地区的地理优势等,被置于开放发展的后续者位置。这种开放策略的实施,一方面使中国经济版图中的NVC被重构,东部沿海地区率先以加工贸易的形式融入GVC,强化了其与全球经济的联系,同时弱化了与开放步伐滞后的国内其他地区的经济关联,从而使国际市场的需求和供给对东北工业形成了强烈的产业替代效应。另一方面,不平衡开放策略也影响了东北工业的改革进程,尤其是影响了国有企业进入国际市场求生存发展的能力,也影响了企业和居民的市场活力,最终影响了东北嵌入外部世界形成新的价值链联系的能力。

NVC、GVC上的边缘化,对东北工业发展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后果也是非常严重的。主要表现在:

第一,弱化的地区板块之间的内在联系,使东北工业失去了沿海地区的市场份额和规模经济。计划经济时期,东北地区拥有丰富的资源禀赋和国家政策支持,新中国的大规模建设需要大量工业产品,巨大的国内市场为东北工业繁荣提供了关键支撑。经济转型中东北工业被边缘化,使其丧失国内市场的支撑和规模经济,这是东北工业衰退的重要原因。

第二,弱化的地区板块之间的内在联系,使东北工业在市场份额降低的同时,陷入了市场与技术的双重恶性循环:“东北工业失去国内市场份额—企业盈利能力下降—减少研发投入——产品竞争力减弱—进一步失去市场份额”,如此往复。在国内工业产品与发达经济体有较大技术差距,同时又不断引进国外设备的情况下,即使国家投入大量专项补贴资金,鼓励东北企业进行研发投入,但失去内生增长动力也会使这种输血式的产业补贴难以为继,随着企业破产或迁移,东北老工业基地逐步沦为铁锈地带。

第三,弱化的与世界市场之间的内在联系,使东北工业难以像沿海地区一样,享受融入GVC的制度红利。体制机制问题一直是困扰东北工业发展的根本性原因。通过自身进行彻底的制度变革通常异常艰难,需要进行漫长而痛苦的试错过程。未来,东北地区主动实施高水平的制度性开放,融入GVC倒逼制度变革、激发企业活力,仍然是一个需要补上、回避不了的必需课程。

 

03

从价值链重构看东北工业振兴:战略思维与政策建议

过去国家在东北实施的振兴战略,主要特点是以国家投入为主,重点是以国企改制为重点进行体制机制改革、以营商环境优化为重点的市场化改革。这些传统的振兴手段之所以效果不够显著,是因为缺乏系统性地重构东北工业价值链的战略思维,东北经济不能够正常循环起来并相互促进,任何传统振兴手段都会失效。

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国家战略转变,契合了东北工业脱钩国内经济循环困局,为振兴东北工业指明了方向。东北地区应积极利用发展格局转变的重大机遇,以对内开放为抓手,在国内强大统一大市场的支持下,充分利用装备制造业优势,整合东北工业价值链,培育技术创新生态,重构技术与市场的良性互动,并不断深度融入国内经济循环和全球经济循环。

在新的振兴东北战略中,开放、市场和技术是三个相互关联的重要变量,以开放促进形成技术与市场之间的良性互动机制,是东北工业融入国内经济循环和全球经济循环的关键的实现路径。开放尤其是大力实施对内开放,是破解东北工业国内市场缩减与技术衰退困境的切入点,也是重塑新发展格局下东北与其他地区的NVC的关键措施。

第一,推动东北与其他国家重大区域发展战略的对接,构建东北工业的南北联动机制。以重塑东北NVC的思路,将东北经济振兴与京津冀协同发展、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长江经济带、粤港澳大湾区等国家重点区域发展战略联系起来,形成联动发展机制。具体来说,如中央政府可以在成本共担、利益共享的基础上,推动中国区域间“飞地经济”机制建设,让上述一些国家重点发展战略区域定向对接东北各地区,并由前者主导南北联动的“飞地经济”建设和管理。这样做的主要好处,是可以把诸如长三角、珠三角地区的发展动力,制度化地注入到东北振兴中,并由此把东北带入到全球经济新分工格局中。

第二,以对内开放为抓手,促进东北尽快融入全国强大统一市场。对内开放的核心是对民营经济开放。融入全国统一市场可以首先从东北基础设施一体化做起,如尽快形成双循环枢纽的东北出海口通道体系。可以参照长三角一体化的经验,加快搭建习俗相近、血脉相亲、文脉相连的辽宁、吉林、黑龙江,及蒙东地区一体化平台,如设立区域一体化示范区、东北区域大市场建设推进办公室等,要制定和实施东北地区对内开放的中长期战略规划和政策,组建东北区域书记省长联席会议,定期商讨构建东北区域大市场的相关议题。

第三,对东北现有产业进行分类指导、精准施策,融入全国基础产业能力提升和产业链现代化的大局。当前东北地区支柱产业的总体情况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一五”计划时期重点布局的资源类产业项目,如阜新海州露天矿、新邱煤矿、抚顺西露天矿、鸡西煤矿等。这些产业资源基本枯竭,面临善后及生态修复的事宜。作为工业遗产,它们可以转型为如旅游文化项目等进行再利用。第二类项目大多处于竞争性行业,例如鞍钢、吉林铁合金、吉林碳素、抚顺铝厂等。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这些大型国企要么仍在苦苦支撑如鞍钢,要么破产倒闭如抚顺铝厂,要么改制重组如吉林铁合金和吉林碳素等。类似抚顺石化、吉林石化等项目,因为加入了中国石油集团的行列得以延续,但仍然面临着激烈的市场竞争。第三类最为尴尬,也是振兴东北需要重点解决的产业。它们总体上处于产业链上游核心环节,主要是制造“国之重器”的装备制造企业,如中国一重、哈尔滨电气集团、沈阳飞机制造集团、大连造船集团等。这些企业代表东北地区目前的发展水平和实力,总体上具有较高的技术水平,研发的重大技术装备屡屡填补国内空白。但是这些企业往往“叫好不叫座”,投入大量资金和精力研发的重大技术装备,其市场需求和实际用量却很小,且利润空间被海外同类装备企业以大幅降价的方式严重挤压。

提升第三类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水平,要求中央政府的产业政策有所转型:一是从过去补贴生产者转向补贴“国之重器”的使用者。既可以刺激这些产业市场规模的扩大,也可以在竞争中遴选出用户心中真正的“国之重器”。二是要鼓励国内用户在技术差异不大的情况下,优先使用东北企业生产的“国之重器”,以形成新的国内价值链在区域间的循环。三是要鼓励这些纯粹的装备企业开发民用产业,以支撑高技术投入和职工福利改进。美国GE、德国西门子、日本三菱等国际装备巨头,一方面生产大型装备,拥有最先进技术,同时又以技术为依托,孵化生产市场需要的民用产品,用民品利润支撑高技术研发投入,支持员工福利改进,从而形成集团经济内部的良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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